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年5月10日印发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中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明确了生物经济发展的具体任务，指出要着力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目标之一是到年生物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在对人类社会科技进步欢呼之余，也为技术使人类形成的绑架性依赖隐隐担忧，尤其是当前已经能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遗传物质DNA进行精准调控、任意编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担心其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物种安全风险与生态灾难。
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成岗认为，在发展生物经济过程中，需要把控好人体与共生微生物，即人微共生体的联合安全、共生安全，这不仅符合和合共生、和谐发展的理念，而且也是人体健康与慢病防控的关键。人类健康的未来并不一定是依靠药物就能实现的，正如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与治疗方面可见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才是关键，与《黄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拥有良好的人体与体外微生态以及体内微生态的共生生物安全、联合生物安全，在确保科技向善以及符合人类长期健康发展的医学伦理原则下，促进生物经济的可控发展，是未来健康发展之路。
发展生物经济与生物安全治理
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1.需要确保人类安全。这一点是发展经济的第一原则，即在发展生物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严格禁止发展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甚至导致人类灭绝的生物技术，例如基因武器、生化武器、人种武器等。
2.需要确保自然环境生物安全。这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安全，不仅包括工作场所、家居环境等，而且也包括人类生活环境的全部。应该避免通过生物技术的过度发展繁荣生物经济，却带来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环境安全的结果，例如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抗生素等，此方面教训深刻。
3.需要确保人体共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人体的慢病可能与体内的共生微生物失衡密切相关，更是将人体内的生物安全问题推进到生物经济的最前沿、甚至可能会成为发展生物经济不可或缺的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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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生物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人类对自然界以及自身的探索精神，是人类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正是在这样的内在动力推动下，人类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后代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地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而前进。从地球到太空，人类不断拓展生产疆域，在彰显科技进步能力的同时，也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与生物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获得了长足进步，不仅进一步洞察自身的生命内涵，也在不断提升着对自我的发展与改造能力。
20世纪末，学术界提出“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的命题，主要是由于20世纪人类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取得系列重要突破，例如DNA分子结构和功能的揭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哺乳动物体细胞克隆的成功、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为21世纪生物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解决人口增长、资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等诸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在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加速发展，从基因组计划、转录组计划、蛋白质组计划、代谢组计划、互作组计划等到精准医学，为生物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持久动力。通过优化遗传育种策略和发展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为解决农业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随着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快速发展，人类对地球上以DNA和RNA为代码的碳基生命的理解和掌控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理论上已逐渐具备定向改造现有物种、甚至创造新物种的能力，因此，目前也已经有这样的说法，“21世纪不只是生物学的世纪，更是合成生物学的世纪”。随着人类对遗传代码从“读”到“写”能力的增强，在探索未知、创造未来的好奇心驱动下，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更加高级的生命体，这也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目前正在深入推进的课题，例如由我国科学家新近实现的人工合成淀粉技术。
由此可见，生物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仍然处于高峰阶段，这是由人类的创新创造能力所决定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体现。
02
生物经济发展对生物安全的
威胁和挑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如物理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样，基于质能公式（E=mc2）的质量和能量转换原理，既能够用于核能的和平利用，也能够用于研发原子弹。随着生物经济领域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由此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尤其大量涉及针对DNA和RNA等遗传物质的直接或间接操作，既能够成就人类，也有可能毁灭人类。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暴露在人类面前，任何人都无法忽视和摆脱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挑战，毕竟谁也不愿意看到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制造出一个有可能毁灭人类的“怪胎”，因此必须第一时间确保生物安全的核心理念。
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能没有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技术是否能够被掌握在可确保生物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控制力手中，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很多问题一开始是技术问题，但随着技术问题的解决，就逐渐演化为一个伦理安全问题，从而与生物安全乃至生命安全密切相关。在生物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的趋利性很容易带来生物技术被误用、滥用甚至于被恶意利用的问题，这就要求将科技伦理、医学伦理、生物医学伦理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以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描述的场景为例，白血病患者因为特效药而看到生存机会，但高昂的药价又让希望变成绝望，价格相对低廉的仿制药让患者、警察、药贩子、医药公司等陷入巨大冲突。化解这些冲突的理想方法，当然是通过科技发展降低治疗成本，甚至消除此种病症。类似问题还有“罕见病药物”（也被称为“孤儿药”），同样呼唤通过生物医药科技发展研发出相应药物以惠及民众，这是社会公众对“科技向善”的现实期盼。
以器官移植为例，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因此通过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解决器官移植的痛点是刚性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显著推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科学进步，例如如何解决不同个体之间器官移植之后的免疫排斥问题。此外，在人源性器官移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科学界将视线拓展到异种器官移植方面，例如，一名57岁的心脏病患者，面临“要么死亡，要么手术”的选择，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例移植基因编辑猪心病例。他于年3月8日去世，距离其接受手术约两个月。该次手术中的供体猪，在出生前曾接受过10处特异性基因改造，去除猪体内会引起急性排异反应的基因等，以便人体更好地接纳猪器官。相关案例说明需求驱动创新发展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从反向角度来思考，一旦有的人或者有的机构能够掌握将部分重要基因进一步优化、修饰的技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就有可能形成生物技术滥用的安全风险。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有市场就会推动技术发展，更何况在生物经济领域，有的技术本身也会被作为引导（消费）需求而被设计出来。在需要技术的地方，就会有专利、产品，就必然会被赋予资本属性，并很容易被资本自我增殖的天性所放大，进而很容易越过生物安全的底线。如果这种能力被个别超级大国所掌控甚至垄断，例如掌握和操控基因，就很可能带来对他国的技术歧视，更可能导致全球性生物安全风险的显著增加。此类研究在早期阶段，往往会与减少疾病、抵抗衰老以及解决学习障碍等患者的现实需求有关，但如果生物医药技术研究获得突破，就完全有可能将技术用于正常人的能力提升，从而形成新的生物经济技术壁垒，引发生物安全危机。
基因编辑技术尤其具有形成此类风险的可能性。曾经引发舆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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