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由于能源永远有其政治属性，因此在推动能源变迁的过程中，作为学者提的政策建议不仅仅要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同时政治上也要能被接受，至少是可被容忍的。
文/徐亦凡张梦圆编辑/漆菲
天然气短缺，电价飙升，抢购汽油，欧洲正被能源紧缺的恐慌笼罩。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中国东北多地也遭遇拉闸限电，生产生活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美国、加拿大面临油价上涨、能源储备不足的挑战，新兴经济体也深陷电力供应危机，印度煤炭告急、巴西水力枯竭。一时间，环球同此凉热。凛冬将至，焦虑氛围同时困扰着东西方——能否安稳度过这个冬天？
能源不够用不只是欧洲和中国的难题，缺电少气会是未来常态吗？我们应该从眼下的危机中学到什么？中国能否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顺利向绿色能源转型？就上述问题，《凤凰周刊》日前对英国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Ember高级电力政策研究员杨木易进行了专访。
中欧都存在“化石能源退得太快”
《凤凰周刊》：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欧洲、印度等等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能源短缺的情况，这个趋势会持续多久？
杨木易:我认为，中国的能源短缺自10月以来正逐渐缓解改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有关负责人最近表示，已有多个煤矿通过安全检查，被列入安全增产应急供应名单，可增加产能万吨，之后可能还会逐渐释放其他产能。
中国这次出现电力危机主要因为缺煤。为什么缺煤？打一个比方，我们的车能跑迈，现在为了“双碳”目标给它限速，但实际上，我们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释放一定产能，让它跑起来。如果产能跑起来，煤炭供应缺口被填补，价格很快就会回归一个更合理的区间，电力危机也就能迎刃而解。
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被西方视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工具
相比之下，欧洲的问题主要出在天然气短缺，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因为欧洲的天然气主要靠进口。短期内靠大量提升绿色替代能源供给不现实，需要解决的是天然气供给不足的问题。然而，欧盟与主要天然气进口国俄罗斯近期的谈判不是很顺利，同时LNG（液化天然气）进口价格又很高，而供应链和长途船运目前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难以立刻得到解决。
《凤凰周刊》：中国和欧洲能源危机的成因有什么异同？
杨木易：核心问题都是化石能源供应不足。欧洲和中国都在通过推动能源转型来减碳，能源转型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推进化石能源逐渐退出，另一面是推进绿色能源发展来替代化石能源。但这两面一定要是平衡、协调的过程。中国和欧洲目前的情况都是化石能源退得太快，绿色替代能源还没发展起来，特别是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完全替代化石能源，在各种情况下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程度。
新能源替代旧能源并不是简单的能源结构变化，而是要对整个能源体系进行重塑，因为新能源的特性不一样，包括具有间歇性、不稳定性等等，我们需要不一样的能源体系来适应新能源，才能保证其稳定供应，从而维持国民经济的发展。
《凤凰周刊》：能源结构转型不稳定带来的影响会是长期的吗？我们以后会频繁遭遇类似危机吗？
杨木易：这取决于从这次危机中，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学到一课，然后在未来能源转型治理的过程中更有序推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给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价格带来负面影响，并不让这些影响进一步传导到国民经济。
能源转型是很复杂的过程，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净零排放能源系统，所以时间紧、任务重，也会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新问题。现在中国的能源转型已经到了深水区，新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但早暴露也是好事，早一点从中学到这一课，才能进一步完善能源转型政策以及治理手段。
重塑能源体系要“先立后破”
《凤凰周刊》:未来一段时间，人类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否依然会很严重？如何在实现减碳目标和降低化石能源比例之间求得平衡？
杨木易: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化石能源退出和清洁能源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硬币两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要坚持纠正运动式“减碳”，坚持先立后破。“先立后破”我的理解是，化石能源如果退出，要建立在已有足够清洁替代能源的基础上，这样整个减碳过程才是有序平稳的。
干旱导致巴西水力枯竭
欧洲这次的问题并不出在清洁能源，而是天然气上面。因为天然气价格波动性很大，未来要避免波动性，最可行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提高能效减少能源消费总量；二是进一步发展绿色替代能源，这样就不需要那么多天然气。但后者在短期内不现实，因为风能和光伏的发展需要时间，不可能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足够的替代能源。
所以，欧盟目前还是要解决天然气的问题，但长期来看，绿色能源的发展要加速，整个能源系统重塑也要加速。现在的危机由很多看似不大的问题叠加造成。比如说，之前初冬天很冷时使用了大量天然气，导致今年入冬时天然气储备不够；加上今年欧洲没有那么多风，风电也不够，只能用天然气发电，而荷兰一部分天然气生产产能又退出了……这说明针对能源系统的治理应当更灵活，对不确定的问题早做反应，不要拖到成为危机才加以应对。
《凤凰周刊》:这能否被理解为政策制定上存在漏洞？
杨木易:我感觉眼下目标谈得太多，但究竟如何实现目标呢？欧盟也做了很多模型，但都是基于一些理论的经济模型或者数学模型，这些理论则基于目前对现实的理解。然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并不完全。
能源变迁很复杂，有很多新的问题还未遇到，因此现在对它的理解就不完全，如果我们用不完全的知识来指导模型工作，就得不出正确的、最好的那条路径来实现转型目标。这个情况下，应当仔细思考如何治理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简简单单把它看成一道数学题。
《凤凰周刊》:欧洲眼下遇到的问题我们将来或许也会遇到，中国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杨木易:中方说过“先立后破”，即先建立以新能源为主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成熟的过程中逐渐替代旧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体系。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能让旧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旧体系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时候，欧洲认为天然气会起到过渡性作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也是如此，未来等到煤炭退出之后，天然气也可能在中国起到一定程度的过渡作用。
这次出现问题我们能自己处理，因为我们能生产煤炭，虽然中国也进口煤炭，但发电用的电煤90%左右是依靠自产，进口对这次的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未来一旦我们依赖天然气做过渡能源，也会暴露在短期国际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之中。
极端天气频发影响到可再生能源发电稳定性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能源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现在的治理体系依靠规划目标，比如以五年计划为导向来推动政策。这种治理是有效的，因为可以在短期内动员大量资源干大事。但要如何让它变得更灵活，应对意料不到的一些短期波动？又该如何让规划指标或者目标变得不那么僵化？
去年国内已经出现过缺电现象，今年年初南方一些省市也有缺电现象，但我们没能及时做出反应。中国需要考虑未来如何能早做预警、早做打算。
中国应打破电力市场壁垒
《凤凰周刊》:近期发改委出台了一系列新政，包括控制燃煤价格以及燃煤发电市场的交易价格浮动，你如何评价这些政策？
杨木易：煤价高只是表象，不是病因，病因还是煤炭供应不足。实际上我们发电能力是有的，主要是缺燃料，而且煤电厂不能将供应不足带来的煤价高涨传导到终端用户，导致电煤价格倒挂。这让煤电厂发电积极性并不高，因为发得越多、亏得越多。现在把最终用户的电价放开，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鼓励那些能发电的煤电厂尽量发电，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电煤价倒挂的问题。
不过，把终端用户的电价涨上去，从多大程度上能降低需求？我感觉很难。因为第一，民生用电很多都是刚需，比如北方冬天要取暖，只要那个价格能接受，就算涨了也会用；第二，很多终端用户是见不到实时电价的，也不会随着价格波动调整消费行为，对需求侧调整解决危机，可能有部分效果，但不会太明显。主要还是鼓励煤电厂有能力发的尽量发，解决供应侧的问题。
《凤凰周刊》：至少短期来看，煤炭对中国来讲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能源。我们的“双碳”目标会否因为能源短缺遭到挑战？
杨木易：对此我还是挺乐观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期主持能源工作会议作出指示，其中几条是短期内让煤炭增产来解决缺煤问题，另几条是进一步加速绿色能源发展，在有足够绿色替代能源基础上倒逼化石能源退出，而不是盲目为了去煤而退。
现在看，绿色替代能源受天气影响很大，未来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越来越大。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比如今年欧洲和中国东北都出现了没有风或者风很小的现象，降雨分布也不均匀，有时很旱有时很涝，从而影响到水电的发电能力，而水电是目前最大的绿色能源来源。未来这种现象如果频繁出现，需要更多绿色能源生产能力才能满足用电需求。
《凤凰周刊》：欧洲是否有电力系统比较稳定的案例，在这次危机当中值得我们参考？
杨木易：不能说某一个欧洲国家是否成功，因为欧洲已经形成泛欧洲的大电网。如果看电力，每个国家内部的电源组合都不一样，各国之间的电网互为支撑，整体供给还是充足的，而且能保证一定的稳定性。比如法国的核电、挪威的水电都一定程度上为保障周边欧洲国家的电力供应稳定提供了支撑，特别是绿电出力不足的时候。
欧洲遭遇能源危机
但核心问题是，要如何更好推动电力的互联互通。未来中国需要一张大网，各省市连在一起互通有无，才能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稳定，这就需要打破现在电力市场上交易壁垒，包括省和省之间以及省内各城市之间的壁垒。比如广东主要依靠外省输电，但从云南调水电并不是很顺畅，电力市场也没有打通，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未来中国可以把区域互联互通做得更好，保障整个能源或电力的供应稳定和安全。
《凤凰周刊》:欧洲电价大涨对于民生影响很直接，这对于欧洲能源政策的制定和未来转型有哪些影响？
杨木易:我认为这可能进一步激励欧盟加速绿色能源发展。根本来说，现在还是天然气出了问题，所以合理出路是加速绿色替代能源发展，未来就不需要那么多天然气了。但同样，它要处理以绿色能源为主导的电力系统和能源系统，还有不安全的一些问题，例如供应安全、天气因素等等。从最近的德国大选来看，主要政党其实在能源转型方向上没有异议，只不过具体目标有一些不同意见，所以这个能源转型的大方向不会有太大变化。
环境议题躲不过地缘政治影响
《凤凰周刊》:无论能源转型还是气候问题，是否都不可避免受到地缘政治或国内政治的影响？
杨木易：是的，因为能源永远有其政治属性。用能源是为了国民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有不同优先级，先发展农业还是工业？如果先发展工业，先发展哪个区域？政策优先级背后则是政治决定，用能源作为政策工具来推动政策执行，这赋予了能源天然的政治属性。
因此在推动能源变迁的过程中，作为学者提的政策建议不仅仅要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同时政治上也要能被接受，至少是可被容忍的。
《凤凰周刊》：各国都认同要遏制气候变化，进行能源转型，但全球合作依然存在很多阻碍，本次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也有着不小的困难。你对未来全球合作是否持有乐观预期？气候问题究竟会促进合作，还是激化民族主义情绪？
杨木易:我的观点是，不可能只就环境议题合作，而就其他问题竞争。我们现在要处理环境问题，要对整个能源体系重塑，重塑过程会有深远的政经影响，这意味着我们也要对更宏观的政经系统做出一定调整，来适应变化的能源系统。总的来说，我们不可能只就着环境谈环境，就着能源谈能源，肯定要跳出能源看能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合作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这就意味着世界主要国家要达成一定的共识，什么是现在最主要的挑战？要怎么处理？没有共识之前，合作是很难的。但我也不会完全悲观，像中欧之间就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
能源转型是复杂长期的过程，学习曲线很长，欧洲用了五六十年已经很领先、很深入，怎么对系统进行重塑，他们有很多有益的经验。发展中国家时间紧、任务重，短时间实现转型不光是资金的问题，也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此，我想谈一下中国停建海外煤电项目一事。之前有很多非议，称海外很多煤电建设都是由于中方提供资金支持的，这是本末倒置。这些海外煤电是供给侧驱动的，中国不光可以为国际市场提供煤电，也可以提供绿电技术，比如风电、光伏等。
中国加大煤炭开采力度缓解供应紧张
但为什么这些国家更倾向于用煤电而非绿电？这一定程度上是它们自己的需求决定的。这些国家更倾向于用煤电，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它们喜欢煤电，它们需要的是电，而不一定是煤发的电。主要问题是其能源体系没有重塑，现有系统给了当地能源公司很强的激励，让它们必须用煤电，而不是绿电。比如，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很难给绿电融资，本地能源企业和当地金融机构之间组成了很强的关系网络，因此这实际上是其内部系统的问题。
由此来看，欧洲在系统重塑过程中的很多有益经验可以介绍到发展中国家，帮助其重塑能源体系，加速去碳化进程；而中国则可以提供技术和资金，这些领域中欧可以形成合作。当我们在海外不再投煤电，有很多资金可以投入到能源转型，问题在于投什么？仅仅投绿色能源项目还是投到知识转移和共享类项目？这些值得我们思考。
《凤凰周刊》：从大方向上看，欧洲可以提供经验，中国提供资金、技术，你觉得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会存在哪些挑战？
杨木易：挑战肯定会有的，但只要中欧之间能坐下来谈（就是好事），因为我们的大方向都是要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认识到了能源转型和减碳的重要性，但认为这不是它自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气候变化不可收拾，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一起承担，而非它一个国家。而如果它现在推动能源转型，对自身影响是直接的，可能有很大阻力，因此它们需要外界帮助，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意愿变化。
但如何提供帮助？发展中国家需要很多资金，如何保证发达国家或者中国投下去的钱是安全的？我们要建立一套全球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一定需要主要国家达成共识。但至于能不能建成，这不是个能源问题，而是个地缘政治问题。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yf/41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