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桂斌委员：
新能源并非零污染
“发展新能源对于实现碳中和非常关键，但也要防范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风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提醒，面对光伏、风能发电等新能源迅猛发展的态势，要未雨绸缪，开展相关研究，积极防范新能源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新问题。
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例，年，我国新增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约万千瓦，连续9年稳居世界首位，大规模光伏发电已经在全国很多地区铺开。
但江桂斌调研发现，从全生命周期分析，光伏发电并非零碳排放、零污染，存在很多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
比如，光伏产品的制造过程，特别是硅冶炼和提纯加工过程，会产生大量四氯化硅、氯化氢等废气和含氟污水。近年来，我国光伏电池年产能已超过2万吨，其中仅四氯化硅超过10万吨。若这些废弃物等不能得到合理解决，将对空气、水、土地资源等造成严重的污染。
同时，大规模光伏电池板建设改变了地表覆盖，引起局部太阳能辐射变化和地表能量平衡，其潜在的生态和气候影响目前还缺乏长期的监测数据和明确的结论，需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
此外，大量光伏发电组件的回收利用问题也是新的难题。
江桂斌指出，光电元器件使用寿命一般在20~30年，未来将会产生大量废弃的电池板。这些电池板不仅含有稀有金属或贵金属（如银、碲或铟），也有许多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有害物质。但目前尚缺乏较成熟的光伏组件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回收利用技术，也没有相关规范。
面对这些问题，江桂斌建议，在推进实施“双碳”目标的同时，要健全新产品生命周期评价体系，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减少可能的不利影响，保障我国新能源有序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首先要开展光伏电站全生命周期评估，研究其回收、碳足迹和有害物质排放，综合评估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评估指标信息化管理和认证体系，对新能源开发过程的“绿色程度”进行定性、定量评估，大力支持对于通过生命周期评价更优的企业。
其次，针对大规模光伏发电改变了土地利用类型、地表功能和局部的生态系统，要加强相关基础科学研究，从水土、植被、动物、生物多样性、辐射平衡、能量平衡等多层次，开展大规模太阳能开发的气候、生态、环境效应的长期监测和影响评估，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减少不利影响。
第三，针对光伏组件老化与回收处理难题，制定国家资源回收利用的管理规范，明确生产企业回收处置的责任主体，出台有关回收利用的扶持政策，并做好固废处理处置和资源回收技术储备。
此外，江桂斌强调，要做好可再生能源用地规模和性质研究，将可再生能源规划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做好规划选址、资源测评、建设条件论证，根据当地地形地貌、气候特点和能源禀赋，实现多能互补，合理有序开发，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
“张来斌委员：
积极稳妥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双碳目标的高质量实现要求我国要在今后40年内打破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既有能源消费模式，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消费体系。“这一过程必将催生很多不确定性风险，需要加以注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原校长张来斌呼吁，面对世界百年变局，未来要加快建设韧性、安全的能源体系，建立完善能源监测预警机制。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的大唐青海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光伏电站一角。新华社发
据张来斌介绍，目前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新的变化：
首先是能源矿产资源的供需错配。在能源转型过渡期，由于传统能源矿产资源的长期投资收益呈下降趋势，导致市场投资意愿下降、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年以来，传统能源矿产资源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既有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复苏和市场反弹的原因，也与供给侧生产恢复缓慢有关。同时，加速绿色低碳转型，还导致了对金属的需求大幅增加。仅考虑光伏、风电部门需求，铜、镍、锌、银、碲等金属就面临着供应风险，但上游矿产开发投资增速不及预期、金属矿产资源开采难度持续加大。
同时，全球能源供需关系失衡，引发市场和价格周期性震荡。
近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飙升。张来斌指出，这既有俄乌战争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生产跟不上消费因素的影响。“这种能源供需错位，也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要理性认识到：如果不切实际地盲目舍弃化石能源，那么类似的市场和价格周期性震荡还会出现。”
此外，可再生能源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能源系统的脆弱性和安全风险。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再生能源的80%以上需要转化为电能进行利用。但是，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存在波动性、间歇性、随机性特征，受天气影响明显，导致电网系统的电能质量、安全稳定、调控能力等下降。比如，年9月欧洲风速明显低于历史均值，导致风电出力降低，加剧了欧洲电力供应短缺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来斌认为，从全球形势来看，短期内还很难摆脱化石能源，且能源价格有可能维持在高位震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应积极稳妥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他建议：长期范围内，逐步减少对进口化石能源的依赖，将属地性特征强的可再生能源逐步发展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应安全的问题。但在现阶段，还要发挥好传统化石能源的压舱石作用。
具体来说：要多措并举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积极推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大力推广先进燃煤发电技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促进油气增储上产；加快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扩大石油储备规模，打造跨区域的大型地下储气库群，发挥LNG接收站的调峰应急作用，提升和保持油气自我供应能力。在电力消纳上，提升火电机组运行的灵活性，为可再生能源消纳腾出空间。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主要方向是增强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实现能源增量替代。
同时，为应对能源价格波动风险，要统筹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平衡好管道气进口稳定性和LNG进口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发挥好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作用，谋求更多元化的进口结构，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快建设韧性、安全的能源体系，建立完善能源监测预警机制。
“熊水龙委员：
提高能源自主供给能力
年下半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欧洲和亚洲国家先后遭遇能源供应短缺。我国不少地方出现煤炭荒、柴油荒、拉闸停电等，严重影响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这些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实质是能源供应结构、储备体系与消费结构不完全匹配，并且矛盾仍在不断加深，能源安全问题凸显。”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熊水龙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能源需求仍会继续增长，供给短缺是首要的安全隐患，应着力构建现代能源体系，重点是提高能源自主供给能力。
他建议适当优化国内能源供给，在煤炭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基础上，合理建设先进煤电，有序淘汰落后煤电。在保障安全前提下，积极发展页岩气、煤层气，提升油气田的“控制递减率”和“提高采收率”。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持续推进天然气及LNG一体化、页岩油气开发和深水超深水等重点业务。
同时，加强多元化战略，优化全球能源业务布局，采取与国际市场经验丰富的能源企业合作的方式，深耕中东、俄罗斯、中亚、东南亚等传统供给地，深度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市场。
熊水龙强调，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鼓励开展参数光热、分布式发电、干热岩、天然气水合物等前沿研究，重点突破光伏转化率、光热储能时间、风电智能装备等关键环节技术。还要加快布局氢能产业，围绕先进低温、氢能源、氦资源等前沿领域，开展核心制冷装备、氢/氦液化系统等工程化应用，以打造国家能源安全屏障。
来源：《人民政协报》（年03月24日05版）
记者：王硕林仪
版面编辑：王硕
新媒体编辑：薛婧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4408.html
